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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章：断崖

2020年3月，沪市，陆家嘴。

电梯在58层停住时，顾凌峰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消毒水味——比平时浓烈三倍不止。

门开了，走廊空无一人。大理石地面上贴着一米间隔的黄线标识，墙壁上新增的告示在LED冷光下白得刺眼：“佩戴口罩，测量体温，保持间距”。空气中除了消毒水，还有一种压抑的、属于特殊时期的寂静。

他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。门上“凌峰资本”的金属字有些黯淡了——物业的日常保洁服务缩水为每周一次，精细擦拭早就停了。他看着那四个字，忽然想起当初注册时，工商局的人问他：“哪个‘临’？”他答：“‘凌’云的‘凌’，‘山’峰的‘峰’。”当时对方还夸赞这个名字大气。

钥匙插进锁孔，转动时发出干涩的摩擦声。咔嗒。

窗帘紧闭，房间里是熟悉的黑暗。他没开灯，像盲人一样准确绕过办公桌和会客沙发，走到整面落地窗前，“唰”地拉开。

城市在脚下铺开，却陌生得令人心悸。

黄浦江还在流，但江面空旷得有些诡异。往日穿梭的游轮不见了，只有几艘运沙船慢吞吞地挪动。对岸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亮着景观灯，可那些哥特式尖顶、罗马式拱廊下，没有举着自拍杆的游客，没有旅行团的小旗子，什么都没有。南京路步行街那块巨大的LED屏上，反复播放着公益广告：“万众一心，抗击Pneumo-X”——那是去年底从海外传进来的新型呼吸道病毒，学名很长，媒体简化成了“P-X病毒”。症状是发热、干咳、呼吸困难，传播方式未知，死亡率不算太高但传染性极强。一月底，几个主要城市陆续启动了“特别防控”，然后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。

东方明珠的球体亮着紫蓝色的光，下方电子屏滚动着实时数据：“全国累计确诊81427例，现有重症3226例”。再远处，浦东几栋摩天楼的外立面灯光拼出一行巨大的汉字：“坚韧·希望”，每个字都有二十层楼高，在夜色中沉默地矗立。

这座城市还亮着灯，但光里透着一股强撑着的疲惫。

顾凌峰在窗前站了很久，才转身走回办公桌。桌上堆着文件，最上面是一份《P-X病毒全球扩散对资本市场的冲击评估及应对策略（第三版）》。他看都没看，直接推到一边，文件滑到地毯上，散了一地。

他按下电脑电源。主机发出低鸣，屏幕亮起，幽蓝的光映亮他眼下的乌青——他已经五天没睡过整觉了。

输入密码，敲回车。交易系统界面弹出时，他的手悬在鼠标上方，停顿了整整十秒。指尖冰凉。

点击。持仓页面跳出来。

“康健医疗”。代码300XXX。持仓：2,150,000股。平均成本：89.67元。

最新价：41.22元。

下面那行绿色的数字，像一道刚刚撕开的伤口，还在渗血：“单日浮动盈亏：-104,167,500.00元。”

一亿零四百万。只是今天一天。

如果加上三倍的信托杠杆，加上融资盘，加上那些结构化产品的优先劣后……他闭上眼睛，脑海里自动跳出那个数字：三十二亿。他管理规模的三分之二，七年时间积累的六成，在过去的十七个交易日里，蒸发了。

不是因为他不专业。恰恰相反，他太专业了——去年十二月底，当海外首次报道P-X病毒时，他就开始组建研究小组。一月初，国内出现零星病例，他第一时间调仓，重仓医疗器械、在线诊疗、远程办公。头两周，净值逆市暴涨22%，LP们的祝贺电话几乎打爆了他的手机。

然后，二月中旬，病毒在欧美失控。美股开始表演“跳水”。3月9日，第一次熔断。12日，第二次。16日，第三次。全球市场像发了疯的过山车，只管向下冲。

恐慌是不讲逻辑的。他的“康健医疗”，从最高128元，一路向下，连个像样的反弹都没有。每一个利好消息——国家应急采购、产能扩大、海外订单——都成了出货的借口。市场不再相信故事了，只相信现金，相信口罩，相信消毒液。

昨天下午两点四十三分，当股价跌破45元平仓线时，系统自动执行了强平。他坐在这张意大利定制的人体工学椅上，看着交易记录里那一笔笔被动卖出的单子，每笔都是几十万元，价格越砸越低。他想打电话给券商风控，手却抖得连手机都拿不稳。

手机在桌面上震动。不是电话，是微信消息的连环轰炸。屏幕不断亮起，那些熟悉的头像一个个跳出来：

“凌峰，今天净值怎么回事？又跌了12%？”

“顾总，我们协议里写的止损线不是45吧？现在怎么解释？”

“兄弟，我这边几个客户要撤资，闹得厉害，你给个说法？”

最后一条，来自他最大的LP，一位山西的矿主，五十秒的语音消息。顾凌峰点开，浓重的地方口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：“小顾啊，不是哥不信你，但这钱……是下面几百号工人等着吃饭的钱，拖不得啊！你看现在这病毒闹得，矿上都快停工了……”

顾凌峰按灭了屏幕。把手机翻过来，扣在桌面上。

他起身，走到角落的酒柜前。玻璃柜里摆着各色名酒，茅台三十年，罗曼尼康帝2005，麦卡伦25年……都是这些年客户送的、自己买的。他拉开柜门，拿出最左边那瓶——波摩18年单一麦芽威士忌，去年九月一个上市公司老板送的，当时说“庆祝牛市第二波”。

开瓶器在抽屉里。他找到，撬开软木塞。没拿杯子，直接对着瓶口灌了一大口。酒液辛辣，烧过喉咙，一路烫到胃里。

转身时，他的目光落在墙角那个老式保险柜上。深灰色的铁皮，样式陈旧，与这间装满智能设备的办公室格格不入。那是2008年他租第一个工作室时买的二手货，四百五十块钱。后来搬了四次家，从浦东的老破小到陆家嘴的甲级写字楼，始终留着。

他走过去，蹲下。密码盘转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，像老式座钟的齿轮咬合。左38，右20，左3——他三十八岁，2020年，3月。

门弹开时，铰链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

保险柜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最底层放着几样东西，装在一个超市塑料袋里。他伸手进去，摸到一本硬壳书。

抽出来。《郑渊洁童话全集》。1992年典藏版。书脊开裂，用透明胶带歪歪扭扭地粘着，胶带已经发黄起边。他翻开，扉页上有孩子用铅笔写的名字：“顾凌峰”，后面跟了个括号：“（四年级二班）”。

书页间掉出一张剪报，飘落在浅灰色的波斯地毯上。他弯腰捡起。纸张脆得厉害，边缘已经碎成锯齿状。标题还能看清：“‘口罩机就是印钞机’？——理性看待P-X病毒概念股炒作”。日期：2020年2月3日。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，A股千股跌停，唯独医药、口罩、检测试剂股逆势涨停。他当时坐在这里，对着三块显示屏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乌合之众。”

两周后，当研究团队出具第五份“强烈推荐”报告时，他成了“乌合之众”的一员，全仓压上。

剪报下面，还有一张A4纸打印的K线图。是“康健医疗”的周线图，他用红色记号笔画了一个巨大的向上箭头，日期：2020年2月17日。箭头旁边，他当时用万宝龙钢笔写了一行字：“病毒不止，此股不卖。”

现在看，像一句讽刺的墓志铭。

他把剪报和图纸塞回书里，手在塑料袋里继续摸索。指尖触到一个冰凉的金属物件。

拿出来。是一个BP机。摩托罗拉，汉显的。黑色外壳磨得发白，右侧有一道深刻的划痕，屏幕玻璃裂成蛛网。他按了下侧面的电源键——毫无反应。电池早就没电了，可能已经漏液腐蚀了电路板。

但他记得里面存着的唯一一条信息。一个寻呼台号码，后面跟着两个字：“林静”。

林静。

这个名字让时间恍惚了一下。他仿佛看见2002年冬天，县城那条结了薄冰的街道，路灯昏黄的光晕里，那个穿着米白色羽绒服的女孩呼出的白气。她把羊毛围巾往上拉了拉，遮住下半张脸，只露出眼睛，说：“我到了。”然后转身上楼。他站在老式单元门下，看着三楼最左边那扇窗口亮起暖黄色的灯，看了很久，直到那扇窗的窗帘被拉上，才转身走进寒冷的夜色里。

十八年了。她应该早就结婚了，也许孩子都上高中了。去年高中同学微信群建立时，他偷偷点开成员列表，从头划到尾，找到了她的微信头像——是一株养在窗台上的绿萝，照片光线很好，叶片油绿。朋友圈只有三天可见，一条横线。他没点“添加好友”。

手指继续在塑料袋里摸索。触到一个硬质的角。

是一个牛皮纸信封。很薄，边缘磨损得起了毛边。他抽出来，捏了捏，里面只有一张纸。

打开信封。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。已经泛黄，四角都有折痕，像被反复打开又折起过无数次。

照片上，十一岁的他站在老家的平房前。那是1993年春天，他小学五年级。穿着不合身的旧棉袄，袖口短了一截，露出手腕。脚上的解放鞋破了洞，大脚趾的位置用黑线粗糙地缝了个补丁。他站得很直，脸上是那个年纪男孩特有的、混合着倔强和不安的神情。

他身后是雾气笼罩的老鹰山。清晨的雾很浓，山的轮廓在照片里模糊得像水墨画里的远山，只剩下淡淡的、青灰色的影子。

父亲站在他旁边，一只手重重地搭在他肩上。父亲的手指粗大，关节突出，那是常年摆弄布料、蹬三轮车、干各种粗活的手。父亲的表情是严肃的，嘴唇抿成一条直线——那天早上，他因为偷拿了母亲藏在饼干盒里的十块钱（想买一本《世界地图册》），被父亲用笤帚打了一顿。拍照时，屁股还火辣辣地疼。

照片背面，是父亲歪歪扭扭的铅笔字。父亲只读过三年小学，字写得像用树枝在沙地上划出来的，每一笔都用力得快要戳破纸背：

“1993年春，凌峰十一岁。望你将来，能走出这座山。”

顾凌峰用指尖轻轻抚过那行字。粗粝的触感，隔着二十七年光阴，依然清晰得让人心头发颤。

父亲如今六十五了，还在老家的集市上摆摊。母亲六十三，每天给父亲送饭，帮忙看摊。老两口守着一间平房，几匹布，不知道他们的大儿子在陆家嘴有间办公室，月租二十八万。他们只知道“凌峰在城里做金融”，具体做什么，说不清。每次打电话回去，母亲总是问：“吃饭了吗？别太累。”父亲话少，通常只说一句：“钱够花吗？不够家里有。”

家里能有什么钱？不过是卖布攒下的三万五万，压在床底的铁盒子里，那是他们的养老钱，也是预备给两个小儿子的“贴己钱”。

凌川和凌谷，他那两个弟弟，比他小四岁和六岁，都没好好读书。初中毕业就跟着父亲摆摊，后来跟着他来到了沪市。凌川脑子活，在营业部当客户经理，嘴皮子利索；凌谷踏实，在后台做清算，闷头干活。兄弟三人，两个弟弟初中文化，全指望他这个大哥。这次爆仓，两个弟弟这些年攒下的一百多万——凌川已有两个孩子，还在租房，想买房，凌谷准备结婚——全在里面，灰飞烟灭。

昨天凌川打电话来，声音发颤：“哥，我那边几个客户……闹到营业部了。”凌谷只发了条微信：“哥，我没事。”后面跟着一个笑脸表情，比哭还难看。

手机在桌面上震动。这次不是微信，是短信。

“顾总，所有清算交割程序已完成。您个人账户余额：8,556.33元。另，物业通知，下季度租金需预付，问您是否续租。盼复。”

是小赵。跟了他五年的助理，一个从河南农村考出来的姑娘，做事稳妥，话不多。P-X病毒最严重的那几周，她戴着KN95口罩每天准时来上班，说“在家待着心慌，不如来公司做点事”。

顾凌峰没回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回。说“续租”？他账上只有八千多块。说“不续了”？那他要去哪里？两个弟弟怎么办？老家的父母怎么办？他们还以为他们在沪市“过得不错”。

七年时间，八万变八亿，他走完了许多人几辈子走不完的路。十七天，八亿变八千，他体会到了什么叫“灰飞烟灭”。

他走到窗前，推开一扇窗。三月的夜风灌进来，冷飕飕的，带着江水特有的潮湿和腥气，还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、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消毒水味。58楼的风声很大，呜呜地嘶吼，像某种被困住的巨兽。

向下看。街道空旷得像电影里的末世场景。偶尔有车辆驶过，速度快得像逃。几个行人戴着口罩，低着头，彼此隔着夸张的距离匆匆走路。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巨大的问号里——不知道病毒在哪，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封小区，不知道手里的存款还能撑几个月。

和他一样。

手机在口袋里震动。他掏出来，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：

“我是陈璐。从高中同学群找到你的电话。听说你公司遇到困难。我在苏州的诊所还在营业，如果需要周转，我能凑一些。保重。”

陈璐。护理系。苏州。那个总在图书馆带铁皮零食盒子的女孩，会皱鼻子说“三羧酸循环绕得我头晕”。2002年五一，江海水上公园，他给她买过一支红豆雪糕。她小口小口地吃，阳光透过梧桐树叶，在她睫毛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她嘴角沾了一点奶油，他看见了，心跳快了几拍，终究没好意思说。

后来她回了苏州，嫁了个当地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，两人合开了一间社区诊所。朋友圈里偶尔发些花草、孩子和晚餐的照片，平平淡淡，安安稳稳。

他没回。把手机塞回口袋时，手指碰到了那个BP机——他不知什么时候把它揣进了兜里。

鬼使神差地，他走到办公桌前，拉开抽屉翻找。在一堆旧名片和废弃的U盘里，找到一节七号电池——是无线鼠标的备用电池。他抠开BP机后盖，里面果然一塌糊涂，旧电池漏液，腐蚀了电池仓的弹簧片。他用钥匙刮掉绿色的腐蚀物，把新电池塞进去。

合上后盖。按电源键。

屏幕亮了一下，闪烁了几次，终于稳定下来。显示出一行字：“电量低”。但还能用。

他按了几下侧键，调出内存信息。只有一条，存了十八年。

“127-8855777.林静。”

顾凌峰盯着那串数字，看了很久。久到窗外的天色从深黑变成了一种浑浊的墨蓝，久到东方明珠的灯都熄了一半。

然后，他拿起桌上的座机——线路还没断，电话费预付到了六月份——拨通了那个寻呼台号码。

“您好，这里是127自动寻呼台。请留言。”机械的女声，和十八年前一模一样，连那点轻微的电流杂音都没变。

他握着听筒，沉默。窗外的风灌进来，听筒里传出呼呼的杂音。

“请呼8855777。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，像砂纸摩擦木头，“留言：我是顾凌峰。我……”

说什么？说我爆仓了？说我三十八岁，在P-X病毒引发的全球股灾里，成了那个裸泳的人？说我坐在陆家嘴58楼的办公室里，账户只剩八千块钱，却还要养两个弟弟，瞒着老家的父母？

“留言：我还在江海。”他最终说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“另外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补了一句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说的话：

“另外，注意防护。这病毒……不是流感。”

挂断电话。他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
办公室里彻底暗下来了。只有窗外城市稀疏的灯火透进来，在天花板上投出晃动的、模糊的光斑。远处，那面用摩天楼灯光拼出的“坚韧·希望”还在，只是“希”字的左上角暗了一块，变成了“坚韧·希望”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十分钟，也许半小时。他睁开眼，目光缓缓扫过这个房间——散落一地的文件，喝了一半的威士忌，裂了屏的BP机，还有桌上那张父亲写的“走出这座山”。

然后，他慢慢地、慢慢地坐直身体。

像一具生锈的机器重新启动，每一个关节都发出滞涩的声响。

他伸手，拉过键盘。打开一个新的Word文档。

空白页面在屏幕上展开，光标在左上角闪烁，一下，一下，像微弱的心跳。

他抬起手，手指悬在键盘上方。指尖冰凉，微微颤抖。

然后，落下。

标题行，他敲下四个字：

《见路不走》

第一段，他写：

“2001年9月，我拖着装满母亲炸的馓子和芝麻饼的编织袋，走进江海医科大学时，以为人生只有一条既定的路：学医，毕业，进医院，拿手术刀。那时我两个弟弟——凌川十五岁，凌谷十三岁——凌川已经辍学在家，跟着父亲在集市上摆摊。父亲对我说：‘你是老大，你要走正路’我那时不懂，所谓正路，不过是穷人眼里最不容易摔倒的那条泥巴路。我更不懂，当我真的走出那座山后，会发现山外有山，路外有路，而每一条路，都布满了父亲无法想象的陷阱。”

他停下，想起上周给家里打电话。母亲接的，背景音里能听到父亲和谁讨价还价的声音：“这布厚实，不能再便宜了……”母亲问他：“凌峰啊，最近电视上老说病毒，你们那边严重不？”他说：“还好，妈你们别出门，戴口罩。”母亲说：“我和你爸不出门，摊子也快摆不成了，街上没人。”他当时想说“妈，我给你们打点钱”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他账上确实还有钱，但那是公司的钱，动不了。现在，连公司的钱也没了。

他继续写：

“十九年后，我坐在陆家嘴58楼的办公室里，在P-X病毒笼罩全球的春天里，明白手术刀能解剖最复杂的人体结构，却剖不开命运的迷局。封控下的城市，空荡的街道像极了人生的真相——每个人最终都要独自穿过自己的荒原。而我的荒原上，还站着两个指望我带路的弟弟，和一对以为儿子在城里‘过得不错’的父母。”

他停下来，看向窗外。

夜色正在褪去，东方露出鱼肚白。黄浦江的轮廓在晨光中渐渐清晰，江水是浑浊的土黄色。对岸外滩的建筑群熄了景观灯，露出原本灰扑扑的、真实的模样。那行“坚韧·希望”终于完全熄灭了，高楼恢复了沉默的巨物形态。

城市正在醒来。尽管醒得艰难，醒得疲惫。

顾凌峰收回目光，手指重新落在键盘上。

继续敲击。

天要亮了。

路，还得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