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摇摇头,没回答,只是深吸一口气,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,然后从怀里贴身的内袋,掏出一个边缘磨损、被体温焐得有些发软的信封,郑重地、几乎是颤抖地放在光洁的柜台上,推到我面前。“我是陈澈的父亲,陈国涛。冒昧打扰,实在……实在是有不得已的事。请你……看看这个。”
我浑身肌肉瞬间绷紧,警惕像冰刺一样从脊椎窜起。又来了?新的施压方式?更高级的情感绑架?
他仿佛瞬间读懂了我眼中的抗拒和寒意,脸上露出一丝近乎惨淡的苦笑,深如沟壑的皱纹里堆满了难以言说的疲惫与羞惭。“周先生,你别误会。我……我不是来求你的。恰恰相反,我今天是来……来求你,或许,不要再考虑捐肾的事了。至少,在你看完这些东西之前。”
我彻底愣住了,大脑一时无法处理这截然相反的信息。陈澈的父亲,那个曾用庄严承诺施加无形压力的人,现在来求我……不要捐?
我将信将疑地,慢慢打开那个皱巴巴的信封。里面是几页A4纸的复印件,纸张质量很好,但复印得有些模糊;还有几张显然是手机拍摄后打印出来的照片,像素不高,色彩失真。我抽出最上面一张纸,是一份医疗记录的部分截图,患者姓名栏赫然是:陈澈。诊断描述里,除了触目惊心的“慢性肾脏病5期(尿毒症期)”,还有一行手写添加的英文缩写和中文注释,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:“HIV抗体筛查:阳性(待WB确认)”。 旁边是一个用红笔狠狠圈出的、巨大的问号,墨迹仿佛要渗破纸背,日期大约是……半年前。
HIV?我的瞳孔骤然收缩,捏着纸张的手指瞬间冰凉,像捏着一块烧红的烙铁,又像是握着一块寒冰。
“这是……什么意思?”我的声音干涩得不像是自己的。
“小澈在国外……染上的。”陈国涛的声音低沉下去,沙哑得厉害,每个字都像从砂砾中挤出来,浸透着巨大的痛苦与难以启齿的耻辱,“私生活……混乱。发现的时候,已经……已经合并感染,引发了严重的免疫性肾病,加速了尿毒症的进程。”他抬起头,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的哀求,“国内的医院,我们……我们隐瞒了这部分病史。只说尿毒症。因为……因为如果知道有HIV,就算配型成功到百分之百,也没有任何一家正规医院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医生,会做这台活体移植手术!伦理委员会第一关就绝对过不了!我们……我们走投无路了……”隐瞒。HIV。活体移植。巨大的、致命的风险。这几个词在我脑中疯狂碰撞、炸响。原来如此!所有不合理的地方,陈家那份过于急迫又回避实质保障的态度,沈薇那种不顾一切近乎疯魔的逼迫……原来根子在这里!一个他们拼命想掩盖的、肮脏而危险的真相!
“为什么?”我听到自己冰冷的声音问,“为什么现在告诉我?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告诉沈薇?告诉她,她拼命想救的人,根本不值得她这样,更不值得拉上我!”
“因为我受不了了!”陈国涛猛地向前一步,双手撑在柜台上,手背青筋暴起,老泪纵横,彻底抛弃了所有的体面和伪装,“我老伴快疯了,只要儿子能活,她可以不要良心,可以欺骗全世界!沈薇那孩子,对小澈的感情……我们都看在眼里,那是她的执念,她的梦!她为了这个梦,什么都能做,包括逼你……我……我一开始也鬼迷心窍,默许了,甚至帮着劝说。可是看着你,周先生,这些日子我看着你……你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,一个本分人。我不能……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跳进这个火坑!把一颗健康的肾,捐给一个隐瞒了如此重大传染病史的人!这是害你!万一手术台上有什么意外暴露,或者术后免疫抑制……那会要了你的命啊!我下半辈子都会在地狱里!”
他涕泪交加,身体因为激动和羞愧而微微发抖:“我管不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,劝不住我那个疯魔的老婆,更没脸、也没法跟沈薇说实情……那会彻底毁了她心里最后那点美好的念想,也会毁了她对我们残存的信任,她可能会崩溃,可能会把事情捅出去……我只能……只能偷偷来找你。你必须有理由拒绝,而且,必须是沈薇不能反驳、无法责怪你的理由。这份东西,”他指着那些复印件,“你留着。或许……关键时刻能用。算我……算我替陈家,积最后一点阴德。”
我大脑一片轰鸣,思绪乱成一团滚烫的岩浆。HIV。隐瞒。沈薇知道吗?如果她不知道,那她这几个月来的疯狂、对我的逼迫、对我们婚姻的践踏,全都是为了维护一个早已从内部腐烂的虚幻偶像?如果她知道……不,那个可能性让我骨髓发寒,我不敢深想。
“沈薇……她对陈澈的HIV,知情吗?”我艰难地,一字一句地问。
陈国涛用力摇头,非常肯定,带着一种惨然:“她不知道。小澈只告诉了我们夫妻俩。他在沈薇面前,永远维持着最好、最干净的样子。这是他的执念,也是我们陈家的……遮羞布。”
他又颤巍巍地拿出那几张照片打印件。上面是陈澈在国外的一些生活照:喧嚣迷离的派对,烟雾缭绕的私人聚会,与不同肤色、性别的人耳鬓厮磨、眼神涣散的亲密合影……与他病床上那个苍白、斯文、脆弱的形象,判若两人。那是一个沈薇绝对不认识,也绝不会想认识的陈澈。

“这……这才是部分真实的小澈。”陈国涛痛苦地闭上眼,仿佛多看一秒都是折磨,“我们教子无方,家门不幸……对不起你,更对不起沈薇那孩子的一片痴心。但错误,不能一错再错了。周先生,找个借口,坚决地、彻底地拒绝吧。为了你自己。”
他把那个承载着丑陋真相和最后良知的小小信封,轻轻往我这边又推了推,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,又像背负上了更沉重的枷锁。然后,他佝偻着仿佛瞬间衰老了十岁的背脊,慢慢地、蹒跚地走出了书店,消失在门外铅灰色的天光里。
外面,酝酿已久的暴雨,终于以一种倾覆世界的气势,轰然砸下。密集的雨点猛烈敲击着书店的玻璃橱窗,发出密集的、令人心慌的噼啪声。我独自站在柜台后面,一动不动,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。目光落在那些纸张和照片上,先是刺骨的冰冷从脚底窜遍全身,随后,一股灼热到几乎要将我焚毁的怒火,从心底最深处猛地炸开,席卷了每一根神经!
意外。这真是天大的、讽刺至极的意外。我过去几个月所承受的所有痛苦、挣扎、自我怀疑、道德困境……我婚姻的裂痕,我对人性的拷问,竟然全都建立在一个巨大、丑陋、危险的谎言和欺骗之上!沈薇心心念念、不惜逼迫丈夫牺牲健康也要去拯救的“白月光”,不仅早已在泥淖中堕落腐烂,更是一个随时可能将我也拖入疾病深渊的传染源!
我死死攥着那些纸,锋利的边缘割得掌心生疼,却让我更加清醒。这一刻,所有的迷茫、自责、无力感,被这真相的飓风一扫而空。一个崭新、冰冷、坚硬如铁的目标,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:
保护我自己。彻底结束这场荒唐、恶心、充满欺骗的逼迫。
而反击的武器,已经由对方阵营里最痛苦的人,亲手送到了我的手里。
暴雨下了一整夜,冲刷着城市,也仿佛在冲刷我心中积郁已久的污浊。我坐在书店二楼的小房间里,没开大灯,只有一盏旧台灯洒下昏黄的光晕。我把陈国涛给我的资料,看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每一个字、每一处模糊的墨迹都深深烙进脑海。最初的震怒过去后,是冰封般的冷静。这些资料是核武器,威力巨大,但不能轻易投掷。投出去,炸毁的不只是陈澈一家虚伪的体面,沈薇的世界会瞬间崩塌,我们的婚姻也会被炸得灰飞烟灭——尽管它早已名存实亡。更关键的是,陈国涛冒着家庭决裂的风险送来这份东西,我不能转身就把他推出去当靶子。
我需要一个计划。一个既能彻底、干净地摆脱捐肾的压力,又能让沈薇不得不面对部分真相(至少是让她无法再站在道德高地指责我),同时尽量将陈国涛从风暴眼中摘出去的计划。我在昏暗的光线下,对着窗外漆黑的雨夜,反复推演,彻夜未眠。
第二天清晨,雨停了,天空是浑浊的、泛着水光的灰白色,像一块没洗净的抹布。我主动给沈薇打了电话。这是冷战以来,我第一次主动拨通她的号码。
铃声空洞地响了很久,就在我以为她不会接的时候,那边传来她冷淡而疲惫的声音:“什么事?”背景音很安静,不是在医院。
“薇薇,我们谈谈。”我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,像结了冰的湖面,“关于肾的事,做个了断。”
那边沉默了足足有七八秒,我能听到她细微的呼吸声。“谈什么?你……改变主意了?”她的声音里有一丝极细微的、不易察觉的动摇和期待。
“见面谈吧。老地方,我们常去的那家‘转角’咖啡馆,中午一点。”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,语气是不容置疑的陈述,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
我需要主场。那家咖啡馆离我的书店只有一条街,每一个角落我都熟悉,那是我安全区的一部分。
中午,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,选了个最靠里的卡座,背靠墙壁,面朝入口。一点整,沈薇准时推门进来。她瘦了很多,穿着一件挺括的米白色风衣,妆容依旧精致,但粉底掩盖不住眼底浓重的青黑和细密的纹路。她在我对面坐下,点了一杯冰美式,自始至终没有看我,目光落在窗外湿漉漉的街道上。
“说吧。医院那边在催,陈澈最近指标很不好。”她开门见山,语气是公事公办的生硬。
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份文件推到她面前的桌子上——不是陈国涛给的“核武器”,而是我从权威医疗机构官网下载打印的、关于活体器官捐赠的官方伦理准则和供体权益告知书。上面,我用红笔清晰有力地标出了“供体完全自愿、自主决定”、“知情同意(包括受体全面真实健康状况)”、“无任何形式强迫、利诱、欺诈”等核心条款。
“薇薇,这些天,我咨询了很多人,也想了很多。”我看着她侧脸冰冷的线条,声音平稳,“捐肾,是我的身体,我的器官,我的未来。法律、医学伦理,都明确赋予我说‘不’的绝对权利。现在,我正式行使这个权利:我不愿意。”
她猛地转过头,眼神锐利如刀:“周然!你叫我来就是为了再说一遍这个?你就这么铁石心肠,见死不救?!”
“这不是铁石心肠,这是最基本的自我保护。”我迎着她的目光,毫不退让,“而且,薇薇,你有没有冷静下来想过,为什么陈澈的家人,除了口头上的千恩万谢和一些空泛的‘以后报答’,从来没有就我捐肾之后,具体的、长期的健康保障方案,提出过任何实质性的、有法律效力的东西?比如,足额的特殊医疗保险,明确的健康补偿金协议,甚至是一份像样的术后生活支持计划?他们只是在不断强调‘技术成熟’、‘影响很小’,然后不断用‘救命’、‘积德’来催促。这合理吗?”
沈薇的眼神闪烁了一下,避开了我的直视,语气有些僵硬:“他们……他们是太着急了,没顾上这些细节。而且,我们说好的,以后我们……”
“我们?”我打断她,嘴角扯出一个极淡的、没有温度的弧度,“薇薇,我们之间,现在除了‘你必须捐肾给陈澈’这件事,还有什么‘以后’可谈吗?你住在外面,电话不接,家也不回,用沉默和那些照片对我进行冷暴力。我们的‘以后’,就是建立在我摘掉一个肾的基础上?这不可笑吗?”
她嘴唇抿紧,脸上闪过一丝被戳破的难堪,但很快被更强的情绪覆盖。
我继续推进,抛出我计划中的第一个、也是合情合理的“饵”:“好,就算我周然天生伟大,无私到了极点。但我必须对我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,这是我的底线。要我捐,可以,必须满足几个前提条件。”
“什么条件?”她立刻追问,眼神里充满警惕和审视。
我一字一句,清晰说道:“第一,签署正式的、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的协议。由陈澈家庭全额出资,为我购买覆盖未来至少三十年的、保额足够的重大疾病保险和特定健康保险,受益人为我本人或我的直系亲属。第二,一次性支付一笔健康补偿金,具体数额根据风险评估由第三方机构核定,但必须能实质性地保障我未来因单肾可能面临的风险。第三,协议必须明确,捐赠完成后,我与陈澈及其家庭在法律和人情上再无任何关联,他们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”
这些要求,在正规的活体捐赠伦理审查中,其实并不过分,甚至是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。但对于隐瞒了HIV病史的陈澈家而言,签署这样一份正式、严谨、涉及大量信息披露和第三方核实的协议,无异于主动揭开他们的遮羞布,暴露那个致命的秘密。他们绝不敢答应。
果然,沈薇的眉头紧紧锁在一起,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怒意:“周然!你……你这是把救人当成生意来谈了!是在敲诈!陈澈家为了治病,早就掏空了,哪还有那么多钱……”
“没有切实可靠的长远保障,我凭什么拿自己下半生的健康去冒险?”我的态度强硬如铁,“薇薇,你不是一直说我自私吗?好,这次我就自私到底,把我的条件摆上台面。这是我的底线。你把这三条,原原本本转告陈澈的父母。他们如果同意,并且拿出的协议草案能让我和我的律师认可,我们再谈下一步。如果他们不同意,或者试图糊弄,那么此事到此为止,永久作废。你,也永远不要再为这件事来跟我开口。”
我把那份伦理告知书收回自己的文件袋,站起身,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错愕又愤怒的脸:“咖啡我付过了。你好好考虑,也让他们,好好‘考虑’一下。”
说完,我不再留恋,转身大步离开了咖啡馆,将她和那杯一口未动的冰美式留在身后。我知道,压力现在已经成功转移到了沈薇和陈家那边。他们会焦虑,会争吵,会密商。而那个被隐瞒的、肮脏的真相,就像卡在他们喉咙深处的一根毒刺,会让他们在我这些“合理合法”的要求面前,进退维谷,原形毕露。
这才是反转的真正开始。我不再是被动承受压力的“潜在供体”,而是提出了明确条件、掌握了部分主动权的“谈判方”。而我提出的条件,本身就是一面照妖镜,静静地立在那里,等着照出他们极力隐藏的、最不堪的真相。
接下来的几天,表面风平浪静,但我知道水下已是暗流汹涌。沈薇没有再联系我,这反常的寂静恰恰说明,她一定把我的条件带给了陈家,而陈家内部,此刻必定是惊涛骇浪。陈国涛知道我绝不会真签那种协议(因为我已知晓真相),但他有口难言,只能沉默;而他的妻子和病中的儿子,则很可能被这些“苛刻”、“市侩”的条件激怒,同时,对暴露的恐惧会让他们更加疯狂。
我在耐心等待。等待他们在这种压力下出错,等待沈薇在陈家的焦虑和自身的执念夹击下,露出更大的破绽,或者说,让她背后的推手,主动跳出来。
机会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,也更直接。四天后的晚上,书店打烊后,我正独自清点账目,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打了进来。接起,传来陈澈母亲那尖利、愤怒到完全失态的声音,曾经那份“得体”的感恩面具被撕得粉碎。
“周然!你算什么东西?!提那些条件是想敲诈我们吗?我告诉你,捐肾是自愿,是积阴德!你别以为配型成功就拿捏住我们陈家了!没了你张屠户,我们也不吃带毛猪!等着肾源的人多的是!”
我平静地按下手机的录音键,语气没有一丝起伏:“王阿姨,我只是在依法保障我作为潜在供体的合法权益。如果您认为这是敲诈,那很好,我们双方不必再有任何接触。至于肾源,祝你们早日等到,请便。”
“你……你这个给脸不要脸的东西!”她被我的冷静彻底激怒,口不择言,“沈薇真是瞎了眼,当初怎么看上你这么个冷血自私、钻钱眼里的市侩小人!我告诉你,这肾你捐也得捐,不捐也得捐!沈薇她答应了帮小澈,她就一定会让你捐!你等着瞧!”
电话被狠狠挂断,忙音刺耳。
我保存好录音,心头一片冷硬。很好,威胁、辱骂、绑架,都齐了。“捐也得捐,不捐也得捐”,还有对沈薇的操控定性,这份录音的“味道”已经很足了。
又过了两天,一个沉闷的午后,沈薇终于出现了。不是电话,不是信息,而是直接冲进了书店。当时店里还有两三个躲雨看书的学生,她不管不顾,像一头发狂的、红了眼的母狮,风衣下摆带着室外的湿气,眼圈通红,却燃烧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火焰。
“周然!你现在满意了?!”她的声音尖利得划破了书店的宁静,把手中的包狠狠摔在实木柜台上,发出“砰”的一声闷响,“陈阿姨被你那些混账条件气得心脏病发作进了医院!陈澈听到消息,病情急剧恶化!你就非要这么往死里逼他们吗?!那些条件根本就是故意刁难,是落井下石!”
学生们被惊动,错愕地看过来。我抬手示意他们继续,然后才缓缓转过身,平静地、甚至有些漠然地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。“我逼他们?沈薇,你摸着良心说,这几个月,到底是谁在往死里逼谁?我的条件哪一条不符合法律和伦理?是他们从一开始,就没把你丈夫我的健康和未来当回事!还是他们自己心里有鬼,根本不敢签这种白纸黑字、见得了光的协议?!”
“心里有鬼?你胡说八道什么!”她像被毒针猛地扎了一下,声音陡然拔高,眼神里却飞快地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慌乱。
“我是不是胡说,你很快会知道。”我向前迈了一小步,拉近到一个让她感到压迫的距离,压低声音,每一个字都像冰珠子砸在地上,“沈薇,你口口声声说陈澈是你青春的梦想,完美无瑕。那你真的了解全部的他吗?了解他这些年在国外真实的生活,真实的模样吗?还是你只愿意活在自己记忆里、或者他精心展示给你的那个童话里,不愿意醒来?”
她的脸色在苍白和涨红之间急剧变换,呼吸急促,胸膛剧烈起伏,那是一种信仰受到亵渎般的愤怒,但也混杂着一丝被说中心事的惊恐。“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,挑拨离间!周然,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!”她猛地抬手指着我,手指因为激动而颤抖,“这个肾,为了我,你也必须捐!这是你作为我丈夫,现在唯一能为我做的事!否则……否则我们就离婚!这日子不过了!”
终于,这句她或许演练过无数次、作为终极武器的威胁,被她声嘶力竭地吼了出来,在空旷的书店里回荡,带着破釜沉舟的绝望和疯狂。
书店里死一般寂静。连翻书的声音都消失了。
我看着她,看着这个我曾以为会共度一生、此刻却为了维护另一个男人的幻影,不惜用离婚来要挟我交出身体一部分的女人。心里最后那一点点火星般的眷恋和温度,在这一刻,被这句话带来的寒风吹得彻底熄灭,连灰烬都不剩。
“离婚?”我点了点头,动作很慢,像是终于确认了什么。然后,我弯下腰,从柜台下方一个带锁的抽屉里,取出那个牛皮纸信封。我没有拿出全部,只抽出了最关键的那张医疗记录复印件(上面已经小心处理掉了可能指向陈国涛的笔迹和信息),以及几张经过挑选、虽不露骨但足以颠覆“完美”形象的陈澈照片打印件,将它们轻轻放在她面前的柜台上,就压在她那个摔落的包包旁边。
“看看这些东西,”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,“然后,再决定要不要用‘离婚’,来换我的一个肾。”
沈薇狐疑地、带着未消的怒气低头看去。起初是不耐和不解,她的目光快速扫过那些模糊的英文和中文注释。突然,她的动作僵住了,目光像被磁石死死吸住,钉在那行“HIV抗体筛查:阳性(待WB确认)”以及那个血红的问号上。时间仿佛在那一刻被冻结、拉长。她脸上所有激烈的情感——愤怒、指责、疯狂、绝望——像潮水般飞速退去,只留下一片骇人的、石膏般的惨白。她的嘴唇开始无法控制地哆嗦,然后紧紧抿住,却依然止不住那细微的、剧烈的震颤。她猛地抓起那几张照片,手指用力到指节发白,指甲几乎要掐进相纸里。她的眼球急速转动,瞳孔收缩,不敢置信地、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照片上那个与她记忆中截然不同的、放纵的、陌生的陈澈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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