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发酵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
第二天，“年度最狠心母亲”登上了所有本地新闻的头条。
视频里，周子衿哭晕在法院门口。
舆论一边倒地对我进行讨伐。
我开在老城区的那家小的面馆，被人用红色的油漆泼满了“蛇蝎毒妇”、“不得好死”的字样。
卷帘门被人踹得凹进去一大块，门缝里塞满了垃圾和动物的尸体。
房东一大早就打来电话，语气很差，让我赶紧滚，别连累他的房子被人烧了。
我默默地挂了电话，开始收拾东西。
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。
这个十平米不到的出租屋里，除了几件旧衣服，就是周子衿从小到大用过的东西。
她考上重点高中的奖状，她第一次参加钢琴比赛的获奖证书，她画的第一幅画，用一个歪歪扭扭的相框裱着。
这些东西，她搬去学校宿舍的时候，一样都没带走。
她说，嫌丢人。
我把那幅画小心翼翼地取下来，用报纸包好，放进我的帆布包里。
手机嗡嗡地响个不停，全是陌生号码的辱骂短信和骚扰电话。
我划开一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你这种垃圾怎么不去死？生了孩子不认，你配做人吗？”
我面无表情地删掉，关机。
傍晚的时候，门被敲响了。
我以为是房东来赶人，打开门，却看到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年轻男人，手里拿着相机。
是个记者。
“姜女士，我是《城市前沿》的记者，我想……”
我没等他说完，直接关上了门。
门外的人锲而不舍：“姜女士，我们只想了解真相！周子衿说您从小就虐待她，让她吃不饱穿不暖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“她说您为了省钱，在她发高烧的时候都不让她去医院，是真的吗？”
“您为什么不愿意回应？是心虚吗？”
我靠在门后，听着门外一句句的质问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
虐待她？
我笑了。
为了让她能上最好的辅导班，我一天打三份工，凌晨四点去早市给人卸货，白天开面馆，晚上去餐厅刷盘子。
有一次我累得在后厨睡着了，手插进了滚烫的汤锅里，到现在，手背上还有一道狰狞的疤。
为了给她买那架她梦寐以求的钢琴，我卖掉了我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，一个金手镯。
她说她发高烧我不让她去医院。
是，那天我确实没让她去。
因为那天晚上，我也烧得快要昏死过去，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。我让她帮我倒杯水，她却站在床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怎么还不死？死了我就解脱了。”
门外的记者还在喋喋不休。
我缓缓地滑坐在地上，把头埋进膝盖里。
